我叫程舒琦。我想和你说说我的名字，我的话。

名字寄托着父母，甚至是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期望。我出生后，父亲取了很多个名字写在纸上让母亲挑，最后他们挑中了一个最中意的名字——程舒琦。随父姓程，“舒”意味着舒展、展示，也有希望我日后生活舒服之意。“琦”，与许多斜玉旁的字一样，意味着美玉。我的名字意味着“展示美玉”，父母认为，有一腔才气在胸是不够的，要学会展示和展现，表达自己。从小父亲就告诉我，不但要找到生命中的贵人，也要自己成为伯乐；不但自己要成为一匹千里马，自己也要有识人助人的能力和眼光。程、舒、琦这三个字合起来是三十六笔划，也有六六大顺之意。

我的名字跟父辈的名字很不同。我父母的名字，实在是当时年代最最常见的。父亲在1968年出生，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爷爷与奶奶都是工人。奶奶本想为他取名“红卫”，意为红卫兵，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去登记户口时，登户口的人悄声对奶奶说，把红卫兵作为名字，这怕是不太好吧，不如把“卫”改成“伟”，祖国伟大的“伟”！奶奶听了很高兴，细细思考了下，说，那就改成伟吧！于是，父亲的名字就这样定了下来——红伟。母亲的名字同样充满着外公对祖国的一片热爱。外公小时候经历过抗日战争，吃了不少苦头，后来通过自己的自学、努力和勤奋，当了干部。他永远有着强烈的报国情怀。他为舅舅取名“建国”，有建设祖国之意。母亲是他最小的孩子，他为她取名“建华”，意为建设中华。母亲也很争气，从小学习刻苦，考上了重点大学。舅舅在“建国”思想的指引下，成为了国家公务员。

细细思量，我的名字与父母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以及我现在的性格都很贴切。我开朗，爱表达，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观念的熏陶下，我并不爱抢镜出风头，但需要我站出来展示自己时，我从来不胆怯扭捏，并且也乐于展现出自己的才艺和能力。我同情心重，爱助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帮助别人成长、发掘能力也使我感到快乐且满足。在人生的这18年里，父母从不给我过分压力压制我，而是尽他们所能让我站得更高，多看看这个世界，在童年让我尝试各种各样我想要尝试的东西：主持人、写作、花样游泳队、钢琴、吉他、舞蹈、书法……他们给了我一双眼睛，让我自己去看去抉择，给我充分的自由和机会，在我做了决定之后全力支持我。我想，他们是以“舒琦”的标准去教育我培养我，而我也一直在朝着“舒琦”的方向成长着，以至于现在，我想再没有另外一个名字形容我比“舒琦”更贴切，也再没有一个名字能比它更适合我现在的价值观。不知是名字决定了人，还是人诠释了名字。

谈过了“程舒琦”，再谈谈“程舒琦”说的话吧。我出生在湖南常德，生长在湖南株洲，会说常德话和株洲话，虽然在常德只待到1岁左右就回到了株洲，但是一口常德话说得比株洲话溜上许多。不同的说话环境给人极为不同的感觉，紧紧接壤的长沙、株洲、湘潭的方言有着极为相似的发音，别说外地人，很多像我们这一代的本地人都分不清有什么区别。这里的方言像麻辣小龙虾和辣椒一样火辣辣的，说起话来仿佛一口槟榔在嘴里嚼着。也许沾染上湖南人骨子里原本就有的一股“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闯劲和一股匪气，这种方言听起来带着一种自信，以至于平时在学校上课、与老师同学交流都用“塑料普通话”（流传于湖南境内长沙、株洲、湘潭、郴州等地的普通话，因为带有乡音，所以我们习惯称为“塑普”）的我们，吵起架来都是爱用方言的，听起来有一种十足的自信与气场，以及对对手的不屑。而塑普，据我很多北方同学的观点，塑普听起来软软糯糯，和南方湿润的空气一样带着一股水乡的温柔。

而我出生的地方——常德，这里的人说起话来仿佛在拉家常，音调婉转悠扬，常德比株洲更靠北，紧邻着洞庭湖，当之无愧的鱼米之乡，这里盛产莲藕、大米、牛肉，同样食辣但辣得湿润。如一碗常德牛肉米粉，白白韧韧清清爽爽，浇上鲜汤汁和切成小方块的五香牛肉，辣不在外表，味全在汤里，吸在米粉里。不像株洲那样一眼瞧上去菜盘子里都是红的绿的辣椒，常德话的辣藏在米粉白白的柔里，柔中自带一种韧劲。

出生18年后，我来到北京上大学。人在北京校园，耳边正儿八经的北京话其实少之又少，最多的是各色带着各地乡音的普通话。大家私底下评选最易洗脑方言：东北话、四川话、湖南话。只要你的宿舍有这么一位说这种方言的舍友，全宿舍就都被带成一种调调，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我东北的同学在我的“毒害”之下，说话满口湖南调调，别有一番风味。另外，还有一些来自南方海边，说话带点儿台湾腔的同学，在东北同学的“夹击”下，说着一口带东北味的台湾腔。方言成了我们日常谈笑的一大主题。

而在这些话中，除了从小到大说得最多的“塑普”之外，最让我感到亲切的是海南普通话。海普的发音尤其像“塑普”，海南人大都幽默好玩，他们说起话来回转弯绕的调调颇有一种可爱，正如他们穿着沙滩裤，人字拖悠闲漫步海滩的率性。方言，是一乡人的脾性，是一乡人的态度，年年岁岁文化与历史，都藏在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