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你笑话，我大学中文系语言专门化毕业工作以后还在继续学字。

刺和剌别人单用的时候，我辨不出来，自己写的时候也分不出来。有一次我正在犯难，有几位正在想办法帮我解难。那时候《中国语文》的编辑陈治文过来对我不经意的说：刺是不封口的，不封口的是不是像有刺，封口的就是剌。我这一辈子都记住了。我还知道了，帮人解难要不经意，这是与人为善，也是重在建设，还是没有什么显示心。这是当编辑的基本素质。我后来当了几十年编辑，老编辑们对我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我还知道了，帮人解难还要尽可能用简便易行的办法，我在主编《实用语文规范知识小词典》（语文出版社，1999）里就学了些这个办法。

陈治文是我的一字师。

语言研究所的李荣先生是《中国语文》编辑部的常客。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时候，他常来。有一次我给李荣先生写大写的“二”的“贰”，把两横写在左上边了。李荣先生笑着说：于根元挺会写字的，怎么大写的“二”写的不对。他把正确的写法“贰”写给我看。我这一辈子都记住了。我还知道了，批评人，要说一下别人的长处，批评要轻描淡写，还要把正确的告诉别人。

有一次，李荣先生还当着好多人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亚洲的亚，又不是哑巴的哑。听到的人被他风趣的说法逗笑了。后来，我发亚的音发四声，就没有跟哑巴的哑三声混起来。

李荣先生是我的一字师。

我在我的散文集《语言是大海》（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里的一篇《师生之间》里写过一件事：

2001年11月20日下午，我去听赵均老师给播音01专续本上的古代汉语课。刚进教室，赵宇瑛、杨艳发现了我，高兴得叫了起来。她们是我1999年秋天教的高职刚进校的班上的学生。那时候，我每个星期给他们上四节应用语言学和四节现代汉语应用实践。跟他们有深厚的情谊。她们说赵均老师才三十岁，可是经历很丰富，他是李佐丰的学生，他讲课很精彩。她们说起同学和老师，都是由衷的赞誉，我心里特别高兴。我喜欢经常说人好话的人。

说着说着，赵宇瑛、杨艳突然说把赵均老师请过来跟我聊聊。我还没有来得及表示态度，她们就风风火火地走了。一会儿她们又风风火火地回来了，说赵均老师听了之后说他吓死了。赵均老师还是过来了，低眉垂眼地说他不是科班出身，讲课也没有经验，要我听了多提意见。我说我跟李佐丰是好朋友，鼓励他大胆讲，完全老师辈的架势。这一天的课以《论语》为范例。由一位学生念一段，另外一位学生翻译成白话。其间，老师插一些话。比如，一位学生念得好，老师说听了有一种美的享受，在这方面他要向播音系的同学学习。然后，老师说一些这一段里的要点、难点，介绍相关的知识。讲得的确生动、深刻。老师要杨艳念的一段是子路说他去帮助治理一个军事和经济都困难的中等国家，三年，可以使那儿的人勇敢而且懂得道义。孔子听了之后笑了笑。那个表示笑的是口字旁一个东南西北的西字。杨艳念完之后不放心地问赵宇瑛这个字怎么念，赵宇瑛拿不准又问我。我也拿不准，这一下子我老实多了，老师的架势没有了，像个学生了。老师后来解释到那个字的时候说念沈阳的沈的音，这下子我记住了，可能一辈子都记住了。

赵均也是我的一字师。

有一次大概是我们一起在重庆评估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字规范的专车上，那时候国家语委的推广普通话处处长袁仲瑞谈笑风生，说了许多段子。他突然严肃起来说了一件事：有一天，上边突然来电话，问他“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乐”是读快乐的乐呢还是乐器的乐。他说应该读快乐的乐。对方又要他问几个专家。他问了，都说读快乐的乐。对方又问他问的人姓甚名谁，什么身份。对方只是问，不说干什么用。第二天，他看电视，看到领导人会见重要客人，说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才可能算知道了出处。我听了袁仲瑞的这段话，我知道了，这里的“乐”应该读快乐的乐。也知道了，如果领导人读错了影响是很不好的，没把握的事要问问专家。还知道了，专家应该是专家，提供结果如果错了也是影响很不好的。

袁仲瑞也是我的一字师。

我有好几位一字师呢。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